飞翔的女人

胡学文的小说有着异常坚硬的质地，其对于当代乡村儿女生存的艰难与精神的惨烈有着真实而深刻的表现。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常被命运裹挟着跌入深渊般的低谷，但他们倔强地与灰暗绝望的命运搏斗，哪怕头破血流也不屈服。因此，胡学文的小说充盈着在现实、伦理、人性、命运、性格之间纠缠的极为复杂的意蕴与内涵。
胡学文的写作以农村为主，自然要写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小说中没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时代更多是隐性的。如果写一个人的成长，这种烙印就明显一些，如《一棵树的生长方式》。
胡学文的小说朴素、干净、准确，以独特的草原风情、浓郁的生活气息深深打动读者。他的小说创作体现了现实风格的坚守与发展，他倾注笔力书写当代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直击生活的痛处，持续地推进苦难的深度，直到生存的极限。
他的小说，不追逐时尚，不求领风气之先，踏踏实实，稳稳当当地反映着坝上人们的生活，抒发着自己对生活的理想。自古以来，守得住自己是一直被称颂的美德。如今的社会要想守住什么实在是很难了，唯其不易，才愈显可贵。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与风格的胡学文，笔下的小人物总是远离喧嚣，有着自己的生活范围和轨迹。
他的小说是很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在描写现实时，他的小说往往能达到一种近乎荒诞的色彩，这既与转型期中国农村现实中所具有的不合理性有关，也是作者在艺术上提炼所达到效果，正因为逼近现实，小说也将现实中的荒诞性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有朋友在评论我的某篇小说时，说过这样的话：写底层是胡学文的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说法我并不完全认可。确实，一个作家写什么或喜欢写什么，并非作家能左右，有的当然可以，有的永远不能。我也曾经写过几篇知识分子的小说，但实话说，我的情感离不开小人物，我更愿意写他们，比如农民，比如普通市民。其实，也包括知识分子。我写过一篇创作谈：《人物之小与人心之大》，我认为一个作家如何构建文学世界，传达什么声音，如何传达，与人物的性别、身份、职业、地位、能力等并无关联，起码没有直接关联。写高官不一定就成名著，写小人物不一定就不能卒读。狄更斯、契诃夫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小到卑微，但谁能否定狄更斯和契诃夫的成就？所以，写小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取决于作家的经历与情感，与题旨无关。如果说与题旨有关，在于从这个点进入后，能拓展多大的空间。
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他的出生地、童年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有种说法，作家的写作是在抒写自己的童年。换种话说，一个作家总是有自己的领地，那个地方因为是作家最为熟悉的，因此最易爆发情感。站在那个地方，有恣肆的想象和严肃的思考。就如一棵树，扎了根，才能有笔直的树干、繁茂的枝叶。 故事一定要有创造性
好的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创造性的故事，超出他人的想象。
哈代的《彼特利克夫人》。一个平民妇女爱上一个青年贵族，像是得了癔病，她把幻想当成现实，竟以为自己和丈夫生的孩子是自己和那个青年贵族生的。临死前，她将这个“秘密”向丈夫公开了。她的丈夫开始是震怒，后来却欣喜若狂，骄傲万分。原来，他也极端讨厌自己的资产者血统，认为它太平庸了。在他看来，贵族的血统才是高贵的。他希望贵族的血统融入自己的家族，改变自己的谱系。
哈代这样写，是一个创造。地位卑贱的羡慕地位显赫的，奴才羡慕主子并想爬到主子的位置，自古以来并不稀少。在哈代生活的年代，也并不少见。可是愿意自己的老婆和贵族生孩子，并且看得比亲生孩子还要好的事确实难见。正是这种“难见”把人的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
细节是成败的关键
故事固然重要，但胡学文认为，细节是一篇小说成败的关键。
如纪录片《风吹红裙》：一个丈夫的死，县官破案是靠一个偶然发现的细节,即妻子黑裙里边的红裙发现的。
如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个女人喝酒，撒野，骂大街，骂乡干部，没人敢惹，她自己什么也不害怕，但却特别害怕停电，最后谜底解开：矿难之后，她死去的丈夫不能安葬，只能在冰箱里“睡着”。
如荆永鸣的《大声呼吸》：两个进城打工的人心理上压抑，没有可哭的地方，最后打车到城外，只为哭一场。
故事可以编，但细节是编不出来的。一篇小说，读过之后，可能很快就把它的内容忘却，但某个或某几个细节却嵌在脑子里。细节是靠寻找，靠经验创造的。
人物带着故事走
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小说要塑造人物性格,人物要带着故事走，而不是故事带着人物走。
文学史上，优秀的小说都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物态度是不一样的。如看戏，收票者拒进，不同气质和性格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ABCD四种 ：坚决要进，给烟拉关系而进，央求而进，不让进不进。
语言是小说的血液
故事的设置，情节的推进，人物的塑造都要靠语言来完成。
语言是小说的血液，是一个作家的武器，我记得两篇作文关于“爬”这个字的运用。如：我从四十名爬到十五名。细节，一个老人把剥了皮的瓜子装在火柴盒里等自己的孙子，十多盒。
余华叙述一个波兰作家写一个煮熟了的螃蟹在逃路，沿途掉下了它的脚。这种逃跑方式让人诧异。
余华的《活着》写福贵把儿子有庆埋到一棵树下，站起来要回家的时候，看了一眼那条日光下的路，这是一条他儿子每天都要走的路。余华觉得福贵刚把儿子埋了，这条路一定得写一下，因为它就在那里，他可能走不稳。余华想了很久，想出一个比喻：日光照在那条路上，像撒满了盐。
歌德曾言，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所以，优秀的作者总是善于寻找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用距离来比喻，那就是不仅要有难度，还有别致。 故乡的土地在作家的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这里的一抹夕阳、一缕炊烟，抑或是快乐的回忆和痛苦的瞬间，都会成为作家的精神滋养和人生体味。“张垣这块土壤丰厚、奇异，写作时间愈久就愈发现她的珍贵。”省作协副主席、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胡学文与记者谈及他的文学创作时，对故土充满了感情。
1967年，胡学文出生在有着辽阔草原、淳朴民风和边塞情调的沽源县。他考入张北师范读书，再入河北师范中文系学习，后回到沽源老家任教。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胡学文开始了带给他无数荣誉的文学创作。
“最初创作时，我总是把小说背景放在清末民初，也写当代，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多数在别人的地里刨食。”胡学文这样介绍自己创作初期的状况。
胡学文的创作在继续，同时他也不断地吸收文学营养。法国18世纪著名史学家及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的一段话让胡学文深受启发。丹纳写道：“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伟大。”
“一个人永远忘不了的是什么？经历不同，答案各异。但有些是共同的：童年、母亲、土地。”渐渐地，胡学文有了这样的生活感悟。童年快乐，母亲慈爱，土地影响性格。也就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受在胡学文的心中日渐清晰，并迸发出奇异的光彩。在这之后，胡学文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张垣热土：在心灵飞翔过的天空，在体味和思考过生命意义的老屋，生活的记忆从未有过的真挚而清晰。地域特色十分浓郁的小说《天外的歌声》、《秋风绝唱》、《极地胭脂》、《一棵树的生长方式》等相继问世，被评论家贴上了草原文化的标签。亦如文坛许多著名作家所独有的“自留地”：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周大新的豫西南等等。
“我倒觉得，什么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土壤。”胡学文如是说。
在明确了写作方向后，胡学文创作了一批地域文化特征鲜明的小说。与此同时，胡学文对于文学创作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识到，地域并不是隔绝、孤立的，它有着超越时空的共性。优秀的作品经年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是因为它们都有着对美好和善良的崇尚，对冷酷和自私的摒弃。环境异，情感同。胡学文在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地淡化地域特征，而更多地寻找人类的共性。
胡学文的小说作品以稳定的质量赢得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形成自己较为独特的创作风格。《婚姻穴位》、《私人档案》、《命案高悬》、《背叛》、《逆水而行》等多部小说发表在《十月》、《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国内一流的、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并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等转载。其中的优秀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获奖，多个作品还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文坛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扎根于家乡坚实的土壤，以家乡独有的生活为创作素材，使得胡学文的小说空间充盈着无限的张力，勃发着“所有人心灵的内在需要”。其作品中对人性的恳切思考、对生活细腻扎实的观察体验，营造出的温暖的气氛，较强的表现力和生动传神的语言品质，无不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他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灵动与张扬。
胡学文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得到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吴秉杰、范咏戈、李敬泽、冯敏、陈东捷、陈福民、秦万里等的一致肯定和期待。他们在河北省作协和《小说选刊》分别为胡学文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给予胡学文的小说创作一致的肯定和期待。称“胡学文是一个勤奋而有良知的作家，他的小说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为文坛营造了一处特殊的风景。”“胡学文是带着血性与悲悯情怀的年轻作家。”“张家口为当代中国贡献了一个很重要的作家———胡学文。他是这个城市带有符号性质的人物。”“胡学文作品的字里行间显现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经历。”
2005年年初，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的铁凝用“扎实的生活，诚实的写作”概括了胡学文所具有的文学品质。 在后面的近十年间，胡学文直面现实和生活，默默地在自己熟悉的土地耕耘，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土壤。这个时期，他开始有意识地淡化地域特征，更多地寻找人类的共性。作品沉重厚实，繁复多变，摇曳多姿。无论在现实关怀、情感深度，还是叙事上，都呈现出大家风范，用作品确立了自己在当下中国文坛的地位，赢得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曾评价，胡学文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作家，现实感对于小说来讲至关重要。小说逐渐失去读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正在远离现实，鲜有对时代的把握与反映。90年代以来的时代变化，让作家们普遍感到了困惑，于是很多人选择退缩回乡土文学的传统里去。而胡学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眼睛和感受的作家，也是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他的小说记录了乡土社会的诗意的崩溃。
作家陈冲曾评说，胡学文是位高产作家，他的小说质量也很整齐，素材多取自现实生活，涉及的领域也很广，当下性很强。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生活资源很丰富很会讲故事。 《文艺报》主编范咏戈曾评论，今天的小说界，“欲望写作”和“小资写作”正大行其道，他们自然构成对小说的召唤。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底层写作”也是一种召唤。胡学文正是一位被“底层写作”召唤到小说中来的作家。我看到的他的中篇小说集《婚姻穴位》中的五个中篇，是他“底层写作”的一个横截面，这个横截面所显示的，是作家对大地人间灾难的专注目光，对抗争命运的底层人物的精神关怀，这些小说里面充满着发现。除了发现城市灯红酒绿或者乡村牧歌炊烟下的泣血故事，能发现新富人群或者小康人家之外的边缘部落，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极度低下的生存环境中，发现了人物的精神生长方式。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陈福民曾说：胡学文这些年的小说创作，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变异。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取自他所熟知的坝上草原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但是与那些打起旗帜处处夸饰的“底层秀”不同，胡学文的小说深深扎根于这个时代的要害之处，他所着力要表达的是人的无奈、无助于软弱。面对生活——日子的蛮横、粗暴，面对着被日子所消磨所磨损所强暴的人性，胡学文所能做的，就是让这日子呈现并且推进着自己的逻辑。在平静地呈现着生活——日子对于人性的损毁强暴的同时，胡学文则以一种坚韧平实的道德激情与那种撕裂感无力感相搏。从来没有丧失人性的信念。
铁凝曾说过，胡学文的小说中写到了抗争的激情与快感，如《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与《一棵树的生长方式》中的姚洞洞，他们在对命运和境遇抗争的过程中，最后竟然抗争本身逐渐失去了它的目的意义，而成为了主人公们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他们在抗争中体会到了快感的激情？《乱花渐欲迷人眼》中的小玉，《谁是谁的敌人》中的黄周等，面对苦难和磨砺，他们往往体现出一种不甘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刨根问底。胡学文的小说，主要依靠情节和人物的行为来推进他的叙述。而他的小说语言是利落的，少用排比长句，不拖泥带水。我在这里想要提醒胡学文的是，他的某几篇小说，使用了重复的情节，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来说，这在小说里面恐怕是不能允许的。

伯克莱本名安东尼·伯克莱·考克斯（Anthony Berkeley Cox），1893年7月5日出生于伦敦附近的赫特福德郡的沃特福德，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乡村医生，育有三个子女，伯克莱是家中的长男。他早年进入位于英国西南部韦塞克斯、拥有悠久历史的私立舍伯恩学校，后来考上著名的牛津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从这一时候起，他就开始构思长篇小说。1912年8月，伯克莱撰写了两个笔记本长度的小说草稿，内容是以两个年轻女性为主人公的日记体长篇，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也是他现存最古老的手稿。
伯克莱早年的理想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许，他最早印成铅字的作品就是在1913年9月号的《格兰德杂志》（Grand Magazine）上发表的题为《致厄瓦德涅》（To Evadne）的十四行荒诞诗。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理想。从军后他远赴法国，在一战最初的三年期间多次负伤。从1918年因病（一说是遭遇毒气弹袭击受重伤）回国，直到成为作家闻名于世，这段时期伯克莱到底是如何生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说他为政府效力，有人说他任职于房地产公司，有人说他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至于真实情况究竟为何，谁也不清楚。不过，他曾在一家名为“帕布里希蒂”（Publicity）的广告代理店当过董事，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伯克莱还同别人共同经营过一个叫做“A?B?Cox”的公司。由此可见，他大概负责管理过考克斯家族的巨额遗产。
伯克莱一生结过两次婚，却没有生养子女。他跟第一个妻子玛格丽特，1917年结婚，1931年离婚。众所周知，伯克莱具有一种怪僻的幽默感，离婚那一年，他以法兰西斯?艾尔斯（Francis Iles）为名出版了以杀妻为主题的著名犯罪心理小说《杀意》（Malice Aforethought），说要把这本书献给玛格丽特。翌年，伯克莱同当过其代理人的A.D.彼得斯（1930年出版的《第二声枪响》就是献给这位仁兄的）的前妻海伦结婚。1932年发表的描写薄命女主角最终被有性格缺陷的丈夫杀害的《事实之前》（Before the Fact，1932），则是献给了海伦。关于艾尔斯就是伯克莱，是否被夫人证实过，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显然不能将这一插曲仅仅当成简单的恶作剧。
伯克莱早年曾编辑出版过一本题为《一锅好料》（Jugged Journalism ，1925）的幽默散文集。这本被视为短篇小说创作的实用入门书，除了收入英国小说家P.G.沃德豪斯向福尔摩斯致敬的“谐模推理”作品《阿福与飞翔的女人》外，也同时囊括了他当时为《笨拙》（Punch）撰写的大部分短篇作。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伯克莱高喊“杂志时代就要到来了”。当然，他说出如此豪语是有一定背景的，因为以颇受欢迎的时事讽刺杂志《笨拙》为代表，加上《幽默家》（Humorist）、《时秀》（Passing Show）等一批知名刊物的助力，有着庞大执笔阵容的英国杂志业正在兴起。1922年，以小说家崭露头角的伯克莱，开始着手整理出版沃德豪斯、道尔、威尔斯等人气作家的幽默短剧（humor-sketch）、谐模小说（parody，又称仿作、戏作）、短篇小说和超短篇小说（short-short，又称小小说、掌篇小说）。从涉足这个领域到1929年因经典名作《毒巧克力命案》（The Poisoned Chocolate Case）而成为大师级作家的短短八年间，上述类型的作品总共发表了将近250篇。
伯克莱之后组建了著名的“侦探俱乐部”（Detection Club），并且担任第一任名誉秘书。关于这家俱乐部，D.G.格林在自己所著的《卡尔评传》第八章中有详细论述。要而言之，其宗旨是谋求推理作家之间的和睦相处，恪守侦探小说的传统。“侦探俱乐部”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重要的推理作家组织，其第一任会长是G.K.切斯特顿，成员都是当时英国最顶尖的侦探小说家，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等。一开始，只有撰写纯粹的解谜推理小说的作家才有资格入选会员，惊悚小说作家则被排除在外。到了后来会员标准也有放宽，派翠西亚·海史密斯这样的犯罪作家也得以跻身俱乐部会员行列。1931年，成员们还以接龙形式合作撰写了小说《漂浮的旗舰》。
伯克莱在1939年突然宣布停止小说创作，一般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早期军旅生涯带来的长期病痛；最后一部作品《至于女人》（As for the Woman，1939）的糟糕表现；从富裕的父亲那里继承的以不动产为主的一大笔遗产（到他去世的时候，其遗产总额达到了税后骇人的130余万英镑）。随后，伯克莱的写作活动转向以“法兰西斯?艾尔斯”的名义撰写书评。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他就已经在《每日电讯报》和《岁月杂志》（Time and Tide）上发表书评了，但正式开始书评创作则是在二战之后。1953年到1956年期间在《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1956年到1970年期间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伯克莱分别辟有书评专栏。他的书评深得读者信赖，经常结集成书出版。伯克莱很早就发现了鲁丝?伦德尔（Ruth Rendell）和费莉丝?多萝西?詹姆斯（Phyllis Dorothy James）等新锐作家的才能，他对美国作家的批评一般都是很辛辣的。1971年3月9日，伯克莱在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圣约翰森林区的自家寓所中安然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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